日本是目前已開發國家中性別不平等指數最高者，為了弭平不平等，日本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呢？
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影響包含哪些？也許你腦海中出現增加對立、降低民主參與度等說法，但其實還包含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近期，由經濟及社會不平等現象，引發的女性心理健康問題在日本掀起討論，該國政府因此相繼祭出女性經濟學政策與成立孤獨部的解方，不免令人好奇，這些做法是否真的有效？
日本位列已開發國家中，性別不平等指數最高者
儘管過去幾十年裡越來越多日本女性投入職場，但主要仍負責兼職或約聘等工作，這使得她們無法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穩定的職涯發展，極大的工資差距也是意料中的結果。而除了在勞動力市場中代表性不足外，同樣的情況也反映在政治與高等教育上。
數字會說話，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報告，日本在全球 146 個國家中排名第 116 位，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中，日本的性別不平等率甚至最高的。
在已然不利的情況下，Covid-19 更像是進一步最後一隻手，將女性推向更加邊緣化的地位，使其成為疫情失業潮首當其衝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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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與性別不平等交織，連帶提升女性自殺率
值得注意的是，失業對女性造成的影響可不只經濟面，更包含社交網絡的孤立。也就是說那些未步入職場的女性，將可能因為缺乏與外界聯絡的網絡，在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社會孤立的交互作用下，因此落入「自我孤立」的窘境，而再次被推入邊緣化的處境。
除了失業率的提升外，疫情對女性造成的影響還包含家庭暴力事件的提升，且承擔照顧責任的女性也比起男性出現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導致女性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殺。
2019 年至 2020 年間，自殺身亡的女性人數增加了 15%。2021 年數字更是增加至 7,068 名女性自殺，比上一年增加了 42 人。
研究日本自殺問題的雪城大學副教授上田美智子即表示，自殺一直以來都是日本男性主要面臨的問題，然而在疫情期間，女性的痛苦加大，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視女性自殺率高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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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推女性經濟學能解套？
然而，我們都知道性別不平等的產生除了是肇因於社會根深蒂固的成見外，更與制度相關。
因此，如果我們從政策面來看的話，可以發現日本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改革，雖然承諾賦能女性，但實際上卻能從以下兩點看出，政策實則將女性推向了邊緣的角色：
1. 女性佔非正式員工的 70%，並通常簽訂短期、低薪，穩定性極低的約聘合約
2. 近三分之二的女性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後就離開職場，且日本公司經常向妻子留在家裡的丈夫發放獎金，稅收制度也有利於單收入家庭。
著名的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將這一切歸咎於，前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3 年推出，旨在幫助女性鞏固經濟權利的女性經濟學。
「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裡，你不可能產生階級間的團結，女性要麼被迫從事低薪工作，要麼被完全排除在勞動人口之外，徒留照顧兒童或老人的功能，始終無法被納入經濟體系內，這顯然是一場由政策所致的人為災難。」
上野千鶴子坦言即使政府試圖促進女性就業，社會中僵化的性別角色也導致變革緩慢，一系列改革對改善女性生計的成效甚微，而經濟邊緣化的現象，又回頭再次導致女性產生心理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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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單身，情況可能更為不利
前面僅談論到「女性」這個身分，如果我們再多加一個「單親」的條件，情況將更不樂觀。
支持單親母親及其子女的非營利組織 Little Ones 的執行長小山邦久就表示，「對許多女性來說，孤立和孤獨是持續存在的，但政府只關注懷孕期間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說政府比起擔心女性福祉，更擔心生育率下降的問題。
因此女性在懷孕期間的狀態，由於會直接影響到國家生育率，彼時的憂鬱問題就會被劃分為重要的，但當女性結束生產恢復為母親或工作者甚至求職者的身分時，情況將有所不同。
非營利組織單身母親論壇在疫情期間，進行一項針對女性心理健康的調查，發現高比例的女性患有嚴重的抑鬱和焦慮症。
該組織的負責人 Chieko Akaishi 透露出荒謬的現實：即便已蒐集可引起政府注意的數據，但考量到社會可能因此將單親女性與精神疾病扣連，加劇對單身母親的恥辱，所以不得不隱藏這些令人不安的資訊。
然而人類學教授堀口幸子卻表示，同樣的憂鬱若發生在男性身上，男性不會面臨同樣的恥辱。
因為他們會獲得「因為辛苦工作而憂鬱」的解釋，甚至無限上綱為他們的憂鬱是為日本社會貢獻，與此同時，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將隨之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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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潛藏的性別不平等：蟄居族？家庭主婦？
不只社會對男女心理健康問題的詮釋有所不同，從日常詞彙的運用，我們也能看到性別不平等的影子。
目光放到今年 3 月，日本政府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被認定為蟄居族（hikikomori）的人中，有 40%的比例是女性，這顛覆了過往社會對於蟄居族幾乎都是男性的想像。
堀口幸子表示，這是由於有越來越多的家庭主婦在被趕出勞動力市場後變得孤立無援，使得女性成為蟄居族。然而荒謬的是，由於社會預期女性應該待在家裡，處理家務，甚至將他們的孤獨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女性從未被以蟄居族描述過。
對此，雪城大學教授上田鮑爾默下了一個簡單的註解：「女性不會稱自己為蟄居族。她們稱自己為家庭主婦。」
同樣都是待在家中、足不出戶的蟄居族，只是更動了性別這項變因，社會給出的詮釋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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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成立孤獨部，期能降低人民孤立感
看完種種數據，你會發現性別不平等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日本政府單點式的解決問題。
首先為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疫情期間日本政府效仿英國，設立孤獨部，以應對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孤立感。
而後為了改善經濟狀況，日本政府又推出了女性經濟學等政策，然而官方並未透露究竟有多少人受益於政策的數據，孤獨部的官員甚至直言，在解決婦女的心理問題上，該部仍有努力空間。
也許日本政府若要能真正降低人民的孤獨感，首先做的是剷除問題的根源，也就是性別不平等，唯有放大到結構面來看整個問題，才能起到結構性變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