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 Covid-19，讓因先天疾病而癱瘓的梅蘭妮，選擇雇用性工作者柴斯，完成 43 歲以來的「性」初體驗，也打破了社會對身障者「去性化」的錯誤認知。
文｜不是貓
梅蘭妮（Melanie）因先天性疾病，雙腿癱瘓、雙手行動受限，3 歲起必須在輪椅上生活，直到 43 歲仍未享受過戀愛或非醫療性肢體觸碰的滋味。一場 Covid-19，讓她下定決心要改變現況，勇於嘗試雇用性工作者柴斯（Chayse），不僅完成性的初體驗，也開啟了她想要追求愛情的決心。
被否定的性需求，身障者多元面貌的忽視
挪威科技工業研究院（SINTEF）的研究管理者 Stine Braathen 指出，身障者常被認為他們的性與「一般人」不同，同時，社會論述也傾向忽略他們的性需求。
在全球各項性別平等調查中，北歐國家向來名列前茅且注重多元共融，若其官方研究尚且如此結論，那麼其他國家的身障者在追求「性滿足」的困境更為艱困，也就不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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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妮的故事給讀者帶來極佳的啟發——身障者同樣也有性的需求。而她在「性」所面臨的問題，其實也和不少非身心障礙女性相仿，例如：對不符合「完美身體」社會規範的焦慮、擔心自己無法妥善完成性行為等。
圖片｜Photo by Josh Appel on Unsplash
身障者的「性」在社會主流論述下似乎是某種禁忌，我們可以看見天生缺乏四肢的力克胡哲（Nick Vujicic）結婚生子，他被視為勵志典範，一如其他積極正向的身障者被視為「生命鬥士」或「正向楷模」。
媒體總是專注介紹力克胡哲是如何克服身體障礙、追求美好人生、成為他人激勵，然而這樣「完美」的典範似乎不能與「性事」共存，就好似即使有了幾個孩子，他仍舊沒有性生活似的。
台灣新聞報導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有部分媒體會關注「手天使」這群樂於助人的志工，但遺憾的是，具有性需求的身障者本身依然不是新聞焦點。在報導或訪問中，被強調的依然是身障者在「初體驗」之後帶來什麼正向生命改變，而不是聚焦於他們也有性慾（sexual desire），或者引導大眾認識他們對性的想法。
圍繞著身障者的社會論述（discourse），傾向將其「同質化」為：生命的每一天都必須面對挑戰、永遠要保持正能量才值得稱許，禁止與「不道德形象」沾上邊（包括性）。
這些社會期待也成為對身障者的道德性束縛，特別是身心障礙的女性。男性身障者或老年男性的性需求，是已經被台灣媒體端上檯面的社會議題，而女性身障者的性卻仍是遭忽視的。
追求性滿足時的性別化困境
身障者遭遇的性別化歧視令人警覺：這將是一個需要從教育著手的議題。
男性身障者更常面對「他們還能硬嗎？」或者「他們要怎樣『動作』」的疑問，而少被質疑是否仍有性慾。台灣知名 Youtuber「Chairman 椅人」在 20 歲時遭遇車禍而下半身不遂，必須靠輪椅代步，他就曾在影片中正面回應問題：身障者一樣有慾望，但能不能行為則看個人受傷的嚴重程度。
相對的，女性身障者則受到更多「她們依然是可欲對象嗎？」，以及「她們有性欲嗎？」的質疑，人們多半並不關注她們的陰道是否能濕潤，而是直接把她們「去性化」（de-sexualization）。
圖片｜Photo by Jon Tyson on Unsplash
不同性別身障者所遇到的處境差異，正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性別規範（gender norms）：男性應該作為性的主動者、男性的性快感只能透過硬了之後射精而來，男性「還能不能硬」是肯定陽剛特質（masculinity）的主要來源。
相對的，身心障礙女性仍舊被視為男性凝視（male gaze）的對象，性吸引力總是必須被審核（男性卻不必），除此之外，女性的性慾被低估，並且被視為「隨時都準備好的」「性行為中的被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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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基於性別規範延伸出來的「正常的性」的概念，絕對有礙於身障者對於性滿足的追求。倘若我們不能積極運用教育體制和社群媒體，以更多刻意為身障者呈現符合現實的性論述，他們在找尋性行為對象的時候就更易被侷限，甚而被汙名化（stigmatized），想成為他們性行為對象的人也可能會有更多顧慮。
如 Youtuber Chairman 椅人這般，坦然使用主流自媒體分享自身經驗，確是一個值得鼓勵與努力的作法。對於年輕世代來說，這樣的分享更少訓話的意涵，相對容易被接納。然而，我們該進一步探討的或許是：
在自媒體如此蓬勃、人手一台手機的現代，為何台灣身心障礙族群們仍多半不願公開講述關於「性」的生命經驗？更有甚者，我們能如何排除讓他們裹足不前的原因，並正面支持這樣的行動呢？
性經驗與大眾戲謔眼光
除了以上對身障者的「性」的誤解外，當身障者主動或被迫分享性經驗時，社會輿論展現的敵意和歧視，往往隱藏在戲謔背後。
曾出版自傳《五體不滿足》的乙武洋匡，在被揭露性生活多采多姿之後，網路馬上出現「五體不滿足，下體大滿足」等譏嘲性的言論，甚至「他到底如何從事性行為」一事，也被畫成地獄哏圖。
這是非身障者幾乎不會遭遇的敵意，乙武洋匡面臨的不僅是道德上的譴責（婚內出軌），更多的是針對他肢體障礙身份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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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看見輿論對身障者追求性有多麼不友善，敵意環境很可能讓他們選擇對性生活三緘其口，而後續的身障者則缺乏這方面的楷模，認為自己不應「奢望」有「正常」的性生活。
如何教育社會大眾正確認識身障者的性需求，是當務之急。其次，我們必須認知到：即便梅蘭妮透過性工作者獲得性體驗上的滿足，她仍舊意識到這僅是「職業關係」，並且不滿足於此，而想更進一步尋找「愛她且願意免費為她做一切的人」。
圖片｜Photo by Romina Farías on Unsplash
或許，有些身障者對於金錢酬庸發生的性行為深感滿足，但不可否認的是，必然也有一群身障者渴望具有愛的性關係。
「手天使」服務固然值得推行，但如何改變社會對身障者的觀感、提供適切的友善環境，減少或消弭身障者生活中面臨的物理性障礙，使其在客觀條件上更容易覓得伴侶，是政府以及你我都應正視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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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世界較為知名的身障人士，如：力克胡哲、乙武洋匡、楊恩典（臺灣口足畫家）、蓮娜瑪莉亞（Lena Maria）等，不難發現他們的共通點—皆有著堅定且真心的支持團體，長期在其生命歷程中陪伴與鼓勵。不管是充滿愛（與能力）的家庭也好，或者如楊恩典有六龜育幼院作為成長後盾也罷，這種支持團體對於人的健康成長都是重要的。
是故，我們可以齊力監督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提供這些身障者的支持網絡所需的協助；此外，多元共融的環境不會自然產生，獎勵主流媒體（包括自媒體）訴說身障者的親身經歷，以扭轉大眾對於身障者的狹隘想樣，也是必要之務。
身障者獨特的生命經歷不該被化約為刻板印象和勵志模版中，唯有讓社會正確認知身障者思想、經歷與需求的多元性，才能讓更多如梅蘭妮般的身障者獲得你我皆已有的平等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