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風靡歐美世界,在全球銷量獲得四千萬冊的情慾小說《格雷的五十道陰影》(Fifty Shades of Grey)的電影版本終於準備近日上映,故事講述女主角斯蒂爾(Anastasia Steele) 與廿七歲年輕帥氣的企業總裁格雷(Christian Grey)在一次訪問工作邂逅後陷入熱戀,然而原來Grey在暗地裏一直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愛好—「性虐」,而因著他的這個愛好,令女主角在整個故事中不斷在愛與痛的邊緣之間徘徊掙扎。小說故事的話題性除了露骨的情節外,女主角由當初的被虐者身份中,慢慢發現了自己也不為人知的人性陰暗面亦是故事的焦點所在。

「虐戀」( SM) 是英文sadom asochism的縮寫,SM的概念最早是由性學家艾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3)所創造的,中文「虐戀」的譯詞則是由中國的社會學老前輩潘光旦所提出,「虐」與「戀」是包括了在施虐和受虐活動中所表現出的人類戀愛行為。

在華人地區,「虐戀」在大家看來是另一個平行時空的阿凡達星體。除了美國西部的牛仔皮鞭、孝感動天的寶蓮燈蠋蠟和充滿郊遊氣息的童子軍繩結外,我們對於SM大概一無所知。在中國我們既沒有著名的虐戀者俱樂部,也沒有很多虐戀者到心理醫生求醫的個案的官方數字,然而「虐戀」對華人的圈子而言,它不單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對於當今世界也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中國第一位研究性學的女社會學家李銀河曾經提出,「虐戀」在性思潮中將「性與生殖行為分離出來」的社會意義雖然在世界各地已經有很多人在實踐,也看為平常,但放在實行「一孩政策」的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它仍是別具意義。概因在傳統兩情關係制約下,「戀愛、性、婚姻和生育」在華人地區一直是有一種密不透風的結連關係。「好」的性,有「道德」的性和戀愛婚姻中的親密關係都僅是為以「生育」(最好生出的還要是男孩)為最終目的而設。因此虐戀在中國而至華人地區的性思潮發展中將「性與生殖行為分離出來」,讓我們可以重新檢視「戀愛、婚姻、性和生育」的意義。

同時「虐戀」除了包含了社會意義外,在哲學的層面它更表達了人類「非理性」的揭示。自文藝復興以來,「理性」一直代表著是被文明世界所看重的核心價值。與中世紀的「蒙昧」相比,理性代表了更文明和進步的社會意志,然而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並非所有事情都可以用理性來分析,就如藝術的審美角度是難以用數據計算來完然論述表達。然而過份強調「工具式的理性」存在,往往引發了人類社會的盲目發展及無止境的物欲擴張,導致人類精神生活的貧乏和道德感的失落。同時只願意當我們以理性數字結構來生產出各樣的科技,以科技統治的非人化傾向,使我們反而被科技這類這類「理性」的東西人反過來操控。

因此當華人社會對於「虐戀」這種非主流的戀愛與性實踐模式約化稱為「性變態」,當要及早就醫時。當代法國新尼采主義(Néo-Nietzschéisme)和後结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e)思想大師褔柯(Michel Foucault, 1929-1984)在很早年便已提出「虐戀」並非性變態,而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對西方總只願意以理性為社會進步浪尖的重大挑戰。

當然有很多衛道槍手和道德高山派的僧人聽罷樓上關於在「虐戀」背後所隱藏著的文化社會現象,心裏心許會覺得不是味兒,更可能會認為這些西洋派系的學者的言論簡直是邪魔妖道,妖氣沖天,實屬「破壞社會秩序團結」之輩。然而褔柯也已早早明言一個在性方面是完全沒有禁忌的社會是不可以想像的,但他所提出的理論至少是希望人們可以有自由選擇性活動方式的權利,以及改變規範的自由權利。把「虐戀」的觀念放在華人生活上,我們所要指向的不是要強烈要求大家要立即衝到戶外用品店買個救生繩索及晚上野餐蠋燭油燈回家放在床上隨時侯命(當然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只是記得要先學習正確的方法及在玩樂時人身注意安全即可)。

我們所要延伸的想像是當我們真正去了解「性」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而我們對性的觀念和實踐往往是透射出傳統文化在我們身上所添加的社會包袱時,隨著我們能對不同類型的戀愛與性行為模式逐漸接納,我們華人能否在除了吃飽穿暖傳宗接代外,還能多一點點對性快樂的自由?甚至再延伸至性生活以外,其他生活範疇中能少一點壓抑,多一點生活趣味、想像力甚至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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